现场直击:高速服务区交通事故引发的法律困局
“奶奶被撞时,婴儿车里传出小孩炸裂的哭声……”,回忆起2025年1月16日江西某高速服务区的悲剧现场,周某的家属仍哽咽不止。这场低速起步引发的交通事故,因急救路途过远,49岁的周某经两次转院后抢救无效身亡。悲剧发生的同时,民事赔偿协商也陷入了多重僵局......
该案的复杂性在于,一是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的肇事司机徐某,因经济能力不足,对民事赔偿显得较为消极,也因此未取得周某的家属的谅解,且已刑事获罪正处于待收监状态;二是周某有五名继承人,彼此之间也各有盘算;三是保险公司前期预估的理赔金额与家属诉求差额高达70多万元;四是车祸地点在江西,案件前期在案发地交警队多次交涉,已经消耗了双方当事人的大部分耐心。
案发地前期一系列调解无果后,原告方辗转千里选择到保险公司所在地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提交立案。海曙法院审查后迅速立案,并将案件委托至宁波市阳光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阳光调解中心)开展先行调解工作。
破局之道:“三阶调解法”背后的阳光智慧
阳光调解中心交通事故调解团队的负责人黄凯接收委托调解后,结合案情,拟定了三阶段的调解方案。
第一阶段:心理破冰“双线诊疗”。
了解案情后,黄凯首先确立了“心理疏导+法律释明”创伤疗愈调解方式,通过视频连线,抚平原告方的情绪裂痕。随后,黄凯告知将调解流程和拟定的基础方案,与原告方详细解释,并同步展示其自行绘制的赔偿计算动态模型,将诉求差异可视化。几次视屏沟通后,原告方被黄凯不厌其烦的态度和深刻的法律剖析折服,并开始对阳光调解中心的后续推进更为积极,并充满信心。
对于徐某,黄凯深知其关注点:保险公司赔偿金额能否覆盖受害者诉求、能否达成谅解以对其服刑带来正面帮助。黄凯调解团队通过视频联系耐心劝导,并再次发挥绘图的功效,通过展示“法律责任追溯流程图”缓和徐某消极的态度,分析徐某的现状和争取谅解的作用后,徐某终于愿意配合调解工作。
完成前期摸底和铺垫后,调解员围绕“理赔金额”顺势向原告方提出了“谅解”问题,此时卸下防备的原告方也表示,在尽快达成调解并获赔的前提下,愿意谅解肇事司机。
第二阶段:“云上会诊”寻求利益平衡
调解员黄凯团队利用“区块链存证调解系统”,反复观看了事故现场视频、医疗记录等42份证据,逐个进行分析核验。同时邀请保险精算师、法医学专家开展多轮“线上分析会”,针对本案的特殊性,将赔偿金额阶梯式提升到前期在案发地协商金额的145.8%。随后,黄凯联系保险公司,从法律计算与情感补偿的“认知鸿沟”,全面耐心解读了理赔金额的计算过程,并得到保险公司理赔负责人的高度认同。
第三阶段:现场锁定调解成果
五一长假结束的第二天,双方当事人来到了阳光调解中心现场调解。黄凯团队先对原告方表达了慰问之情,随后围绕前期调解的差异点开展调解工作,并着重强调调解方案对于双方核心利益的保护和实现。当他讲到“本次调解结果充分考虑了你们双方的诉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彼此利益,希望你们都能认可本次调解结果”时,调解室响起来热烈的掌声,双方当事人都站了起来,周某儿子激动的走过来,紧紧握住黄凯的手说:“没想到困扰我们这么久的难题,在阳光调解团队的帮助下,这么快就顺利得到解决!”随着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按下手印,一场宁波市调解历史上,跨省单件金额最大的交通事故纠纷,落下了帷幕。
从赣鄱大地到东海之滨,这起纠纷的化解轨迹恰似法治浙江建设的微缩影像——既有科技赋能的“硬核”刻度,更有人文关怀的温暖底色。当“婴儿车的哭声”最终化作调解书上的握手言和,我们不仅看到了海曙法院与市场化调解组织的诉调衔接,更看到了宁波司法战线上的调解员们用法治思维重塑基层治理生态的大智慧。
通讯员:方伟伟、芦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