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前的开国大典,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意义深远的里程碑之一。在古老国度迎来新生的辉煌时刻,众多名人在日记里写下了亲历这一历史巨变的点滴感悟。“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正是竺可桢对会场氛围的深刻感受。
竺可桢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出生于绍兴市上虞区东关镇的一户米商之家。童年的竺可桢在一座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中度过,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人生,逐渐成长为集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为一身的杰出人物。现如今这座民居被改造成“竺可桢故居”对外开放,成为了人们怀念和传承“竺可桢精神”的重要之地。
潜心钻研,践行学术报国路。1910年,竺可桢成为了第二批庚款官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中国素以农业立国,有心报国的竺可桢选择了伊利诺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转至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最终,28岁的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面对国外优厚的待遇,竺可桢毅然选择回国,决心用所学填补中国气象科学的空白,坚持科学救国的道路。
竺可桢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封面
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竺可桢上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当时的中国,政局不稳,战事日紧。每一项工作都举步维艰,竺可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推动气象科学进步。在他的主持下,气象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建立测候所50个,这是我国最早有组织的物候观测。竺可桢真正奠基了中国的气象事业。
临危受命,“求是”精神勇开拓。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当时的浙大师资最是匮乏,基础设施难尽人意。于是,他高薪聘请苏步青、王淦昌、周厚复等学术巨擘,并且坚持招收一流学生,录取考生宁缺毋滥。在他的主持下,浙大人才济济,校风焕然一新。
教育部发文,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
但是,战争的乌云已经迫近。不久,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杭州城硝烟弥漫。浙大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竺可桢遂率校西迁建德。从此开始了被称为“文军西征”的浙大迁校之路。
1937年12月,为阻断侵华日军南下,钱塘江大桥被炸毁。次日,杭州沦陷,浙大再次西迁至江西泰和。为了补足搬迁期间所受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
师生乘坐民船从浙江建德赴江西吉安途
然而不到半年,战火又烧到了江西北部。1938年,竺可桢率浙大迁至广西宜山。在宜山开学之际,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1939年2月4日,他以《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对新生讲话,深刻阐述“求是”含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第二天,日军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在如此艰险的条件下,竺可桢和师生们无畏地践行着“求是”精神。
日寇轰炸后的广西宜山浙大校舍
大轰炸之下,竺可桢带领师生四迁至遵义。此间浙大培养学生里涌现了不少学界精英,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等。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讲学时,还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1946年,流亡八年半的浙江大学回到杭州,实力今非昔比,由原来的地方院校发展为与西南联大等“大三元”比肩而立的一流名校。浙大百年办学历史,竺可桢可谓是最有名望、最具成就的校长之一。
新中国成立,科学事业展新篇。1949年,竺可桢先后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讨论制订《共同纲领》过程中,他提出专列一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建议,这一提议受到重视并被采纳。10月1日开国大典,竺可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全国人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兴奋、欣慰、自豪,百感交集。年届花甲的竺可桢,生命掀开了新的篇章。此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挑起了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重任。
1963年9月,竺可桢等在宁夏视察沙坡头地区植物固沙试验基地
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发展农业提供科学依据与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对竺可桢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1973年,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最终定稿。这是他致力于毕生钟爱的气象研究、物候研究、古代气候研究所结出的硕果。同年,出版于1963年的《物候学》也增订重印。此后,这部科普大作由另一合著者宛敏渭先生多次修订再版,成为了中国物候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者。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物候学》“1974年2月6日,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摄氏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竺可桢在病床上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当身体的病痛已让他难以支撑,那份对气象的敏感、对数据的严谨,却如同刻入骨髓的习惯,自然而然地流淌于笔尖。竺可桢先生以科学为笔,以教育为墨,书写了不朽的人生篇章。他的“求是”精神,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